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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著名学者孙景尧:筚路蓝缕的浪漫学术人生

2015-4-17 23:42|发布者: 新检测|阅读: 1235|原作者: 陈义海|来自: 新浪博客(2013.7.10)

[导读] 说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是指,在个人的学术研究上,他不是那种满足于能写出文章、能有成果出版的学者;说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也是指他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学术组织上,他总能别出心裁,总是满脑子的新念头、新策划。

  孙景尧(1943~2012.07.10),男,1943年生于中国上海嘉定,196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93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比较文学博士后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教学名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原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原负责人。2012年7月10日凌晨2点18分,孙景尧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70岁。

  为缅怀比较文学领域作出的杰出成就的学者孙景尧先生,今年4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向其颁发“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兹转发节选其弟子追忆先生的两篇博客文章,以表达对孙先生的深切怀念和景仰之情——


陈义海:怀念恩师孙景尧教授

  2012年7月10日凌晨2时18分,恩师孙景尧教授在上海455医院停止了思辨。也可以说,先生经历了最后一周的炼狱煎熬,告别了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我,还有我们,不能为先生分担他那最后时刻的痛苦,只希望炼狱之后是天堂。……先生走了,在我们的心里留下无边的空白。一方面是“空白”,但另一方面,无数的往日的瞬间,又毫无逻辑的在眼前晃动;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细节,那么真实,想起来又是那么伤感。

相见

  第一次见到孙先生是在重庆,应该是1989年,好像是在四川外语学院召开的比较文学年会上,不过,那只是隔着距离的见面:他坐在台上,我是个坐在台下的小硕士生。那时我是中国新诗研究所的研究生,当时并没有想到会走上比较文学这条路,更没有想到会做他的弟子,读他的博士。工作后,我不知不觉地走上了比较文学这条路。第一次“正面”接触孙先生是在1998年,当时决心要考他的博士生。在苏州大学的“东吴大学”旧校园里,见到先生课后骑着旧车远远地来了。先生从贵州到广西,从广西到苏州,后来再到上海,一路上撒下比较文学的种子。而今,在苏州大学我终于成为比较文学这个队伍里的新兵。
  先生似乎就是为学生而生的,学术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这样讲,似乎很夸张,但又不夸张,因为,即使跟他聊天,所聊的总是学术;就是他讲的故事,也是学术的故事、比较文学的故事。正是在这些故事中,我们终于觉得,比较文学是有血有肉的。他给我们讲他与贾植芳先生的故事,他与钱钟书的故事,他与杨周翰的故事,他与韦斯坦因的故事;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故事,他在斯坦福的故事,他起先开设比较文学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们渐渐“长大”了。
 
搬家

  孙先生的一生是在动荡当中度过的,虽然有的动荡应该看做是人生轨迹的上升。从上海被“发配”到贵州,从贵州辗转到广西,从广西再戏剧性地调到苏州,再从苏州偶然又不偶然地回到“上海滩”。先生在不短不长的七十年中,比一般人有了更多的经纬度的切换,但不管在哪里,他的人生从来没有平淡过。
  先生一生弟子很多。觉得很幸运的是,先生在苏州大学开点招收博士生时,我和冯文坤师兄一起成了他的大弟子。不过,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之间,总是很谦虚的,因为有的在博士阶段序为师兄,但连着硕士阶段,做师弟的则又是师兄。到后来,情况可能更复杂,因为先生的弟子的弟子又成了先生的弟子。
  时间再倒回到苏州。苏州是先生事业的倒数第二站。从广西到苏州后,先生正是处于事业的黄金期。他从来不是一个只做书斋学问不管学术组织、学术策划的学者。有的学者一生只忙于经营自己的园地,他的杰出也就只限于他本人的杰出;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总要比那些一辈子都未曾有自己的学术根据地的学人要好上千倍。但是,孙先生在潜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同时,时刻不忘带着周围的学者,带着自己的学生,努力打下一片“天下”,把学科建设好,把平台搭建好,让更多的人受益。在他的努力下,1998年,苏州大学成为当时国内为数极少的比较文学博士点。而冯文坤和我也就成了这位“开点博导”的第一届博士生,并于1999年的9月10日这天到苏州大学研究生部报到。
  就在我们5月份参加1999年博士书面考试及面试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孙先生已经在办调动手续。我们9月份去苏大报到时才知道先生已经不是苏大的人。
  先生离开苏大,大概是有一些原因的。据说,1999年上半年,先生决意离开苏大已经是板上钉钉,但是,究竟去哪所大学还是有些变数的;据说,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都希望他去加盟,但最终他还是去了上海师大。大概是两个解释吧,一是苏大不愿意孙老师去南京,毕竟苏大和南师大之间属于彼此竞争的大学;至于去上海,孙先生自然能接受,毕竟上海是他的故乡。这样,先生终于回到了衣胞之地上海,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似乎圆满地完成了人生和事业的起承转合。
  我和冯文坤应该是在1999年9月9日这天到苏州的。到了苏州,我们就去了先生家里。家里已经是一片狼藉了。师母已经去上海师大财务处上班,屋子里满地都是书。我们到了之后便开始干活,把书籍、资料捆扎起来。傍晚时分,师徒几个去河边的一家小饭店吃了饭,回来再继续干,一直干到深夜,总算收拾得差不多了。夜里,我们就在书籍和行李中间睡了一夜。
  第二天午后,来了一辆大卡车。书籍和行李全搬上了车,我们便离开苏州去上海。车上除了司机之外是四个人:孙先生、冯文坤、我,还有孙先生正带着的、读研三的罗璇。离开苏州时,骄阳似火,到上海郊外时,风云突变,电闪雷鸣,一场雷暴雨倾盆而下。先生带着我们三个弟子,还有他大半辈子中收集的书籍资料,穿行在暴风雨中。那天的雷电非常吓人,我们真担心会出事,但先生很淡定,并不断地安慰我们,毕竟他经历的人生风浪太多,太多。
  大卡车进了上海市,天空放晴了,雨后的阳光把徐汇区的西南篇照得格外亮丽。孙老师调到上海后,房子买在紫薇园。他的家好像是在15层。把东西全部运上楼后,先生送我们三个去上海师大。费了一些周折后,我们总算住了下来。要知道,我们三个虽然跟着先生到了上海,但我们的学籍全在苏大;所以,一开始遇到点困难也算正常。不过,我还是非常感激上海师大,作为苏大的博士,我喝了三年上师大的水,用了三年上师大的电,利用了三年上师大的资源,而我们一分钱也没有交。
  安顿好了之后,先生和师母带我们去吃晚饭。晚饭后,冯文坤、罗璇和我回到校园,虽然是三个人,但觉得非常孤单。我们顺着漕河泾散步,每个人的孤单都不一样。比如我,三十几岁的人,在高校工作八年后,抛家离口,重做学生,还是觉得非常不适应。走在河边,眼中有泪。
 
学业

  上海师范大学在桂林路100号,一条桂林路、桂林路边的漕河泾把校园天然地隔成了“东部”和“西部”。人文学院是在东部,我们住的地方也在东部,在东部9舍。孙先生最终决定加盟上海师大人文学院固然是因为叶落归根,还有一个原因恐怕也在于人文学院厚重的人文积淀,其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面,更有渊源,前有朱文、方平等著名学者,现有法国文学学者郑克鲁;如今又有孙景尧教授加盟。
  1999年9月10日入住上师大后,经过一天的调整,我们的情绪基本稳定下来了,三年的沪上求学生活正式开始了。
  读博的生活一般说来,大同小异,不过,跟随孙先生求学,显然不一样,而且跟后来进门的师弟、师妹们相比,我们头三届的几个博士也很不一样。这主要是,刚到上师大时,孙老师只“管”我们三个人,两个博士,一个硕士。很多博导带博士的最大特点是“放羊”,所谓“放羊”就是导师放手让博士们自己去做,或布置书目让他们自己去读,或分课题让他们自己去完成。孙先生带博士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放羊”,三年当中,特别是头两年,他把我们“抓”得紧紧的。严是爱,松是害。人性就是这样的,爱得太多了,有时会把爱看做累赘。先生的严首先表现的授课上,一节课都不肯落下,我们像读本科似的几乎天天要去上课。其次,表现在课后对我们的要求上。起初,我们没有手机,只是用宿舍里的电话。第一学年,我和冯文坤住一间宿舍,每到电话响起,两个人都不敢去接,害怕先生查点我们阅读的情况。读书自然不敢偷懒,但是,学生怕老师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尽管我们两个读博士的时候,都已经是副教授了。
  所设课程大多数都是孙先生自己开的,《比较文学批评史》、《西方文论》、《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等;涉及到基督教和佛教的内容,也是由孙先生自己讲。郑克鲁教授给我们两个单独开法语课。加上公共课,我们第一学年几乎天天有课,第二学年课依然不少。
  现在很多读博士的,一进门差不多就考试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或者说,导师希望他们尽早把选题确定下来;博士生们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论文选题进行阅读,很少有机会往“博”的方面努力。孙先生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在带博士上,颇有点浪漫主义,就是说,严格按照博士培养的规范循序渐进。第一学年下来了,根本不提论文选题的事,第三学期过去了,还是不提论文,还是一味地给我们讲课、督促我们读书;大概是到了第四学期结束和第五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现在想起来,这很有道理。如今的博士其实已经不“博”了,只是“专”,是“专士”。一进门就确定选题,三年、四年就围绕那一点去做。受到过美国博士培养模式影响的孙先生却坚持认为,博士,特别是比较文学的博士,一定要有中外文化深厚的积淀;博士论文固然重要,培养的过程也非常关键。
  三年当中,我们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白天上课、读书,傍晚去散步,顺便买几本书回来。就这样,三年下来我离开上海时,装了半卡车的书回去。
  孙老师的第一届的博士是我和冯文坤,世界文学方向也招了一名,那就是跟郑克鲁教授的朱振武。朱振武也经常到孙老师这边来听课。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三个人是同龄,又都是副教授。
  听先生讲课精神负担很大,因为听课的一共才三个人;如果朱振武不来(他当时还在上大上课),就我们两个人,提出了问题,我们没法躲避。先生讲课的内容又极其广博,忽中忽西,忽古忽今,如果课前没有足够的阅读和准备,课上就活受罪。课堂上的瞬间至今难忘:先生微低着头、严厉的目光从老光眼镜的上沿射出来、嘴角挂着一丝半拷问的微笑:“义海,这个问题你来回答!”
  三年的学习算是顺利。其实,获得一个博士头衔恐怕不是我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改变了我对学术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格局。
 
生活

  所谓“业师”就是教过自己的老师。孙先生是我的业师、严师,更是良师,更是恩师。弟子从老师那里得到的不仅是学问与治学的方法,还有他的为人,他的宽容,他的风范。孙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他对我们的教诲必将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他,包括师母,在生活上对我们的关怀,更让我们在情感深处对他的离去难以接受。
  孙先生对我们第一届花的时间恐怕最多,上的课最多,生活上的关怀也最多。作为第一批被先生从苏州用卡车“运”到上海的三个人,冯文坤、罗璇和我,大有“‘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感觉。特别是第一年,我们很难有连续两天不跟先生在一起。我们的很多课都是孙先生的家里上的,上课总是连着吃饭。师母对我们的关爱同样令我们难忘。先生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师母在厨房里忙着。在神经高度紧张三个小时后,我们总能美餐一顿。
  孙先生并不是那种被学问“异化”而变得迂腐的学者。在生活上,先生处处有情趣。他在苏州时,我到他家去过几次。房子虽然不太大,客厅虽然不很宽敞,但他还是在客厅里做了一个很大的壁炉,把客厅装点得颇有法国沙龙的情调。他的身上既有中国文人的特性,又有西方文化的影子。在学问上,有时他特别“中国”,在西化倾向非常明显的比较文学学科中,先生似乎显得特别“中国化”;但是,在视野方面,在学术的中外关联的敏感度上,他在当代学人中又是非常国际化的。
  跟先生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们几乎尝遍了沪上美食。先生和师母是地地道道的美食家。由于他们的贵州经历,他们在生活上经常表现出贵州情结。有时,在上课之前,先生会宣布,他又发现一家贵州餐馆了。于是,课后我们便打车前往,享受一番。正是在跟随先生后,我才第一次知道了贵州的野菜“鱼腥草”。先生和师母每次带我们吃贵州餐馆时都要点一份鱼腥草。有一次,先生听说有家贵州馆子的鱼腥草做得好,他和师母晚上便打的去了。一份鱼腥草是7块钱,打的费是70块钱。我们最欣赏先生欣赏美食时的表情与神态。一口菜入口,他会发出“Mm……”的一声赞叹,一下子把我们的胃口也调了起来。
  先生是美食家,师母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厨,现在,又有了我们这批“食客”,师母的烧菜的劲头也就特别足了。下午上半天课,晚上一顿美餐。有时我们担心晚上吃得太多,但师母有句“名言”:吃了再说。那些日子,我们的学术生活是那样的有滋有味。
  我发现,一个人在生活上的情趣跟他的学问之间似乎着内在的联系。不管是在课上还是在旅途上,或是在别的场合,先生谈起学术就像他欣赏美食那样,总是有滋有味的样子。他似乎能随时随地进入学术话题。他讲话的声音不高,中音中略带点沙哑,普通话中夹杂了点上海话,这使得他的话平添了一些韵味。我们总是坐在桌子的对面听他讲课,听他一板一眼、抑扬顿挫地讲着,或记着笔记,有时难免昏昏欲睡,最害怕他的目光从从眼镜的上沿射过来,冷不丁地问一句:“义海,你认为唐代景教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如今,先生目光中的严厉已经依稀了,但他目光中的慈爱、笑意、温和倒是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风度

  孙先生不仅不是那种迂腐的学者,他在生活上是一位有情趣的智者,在人际交往上是一位很有风度的学者。他的一头白发就是他的“招牌”,大家总能从主席台上一眼把他找出来。是的,大多数年轻学子总是将先生和他的银丝联系在一起;他的满头白发也因此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在2012年4月29日为孙先生举办的70寿辰“同门聚谈会”上,我们第一次见到了“黑发孙先生”。那天,约60名孙门弟子相聚沪上,为先生祝寿。谢天振教授夫妇是“特邀嘉宾”。会上,谢老师问大家,“有没有见过黑头发的孙景尧”,没有人作声。于是,谢老师很得意地用PPT给我们展示了80年代初的孙先生。后来我仔细想,我大概是见过的,但不是“真人”,是在他的著作《沟通》的勒口处,那张照片上的先生,头发的基调基本上是黑的,或许夹杂着银丝,只是从照片上我们看不出来。
  孙先生走来时,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出来:他总是迈着不紧不慢的方步,提着个公文包,更多的时候,他会像年轻人那样,背一个双肩包。大家一致公认,先生穿的每一件衣服都非常得体,只是,我们现在还很难说清,究竟是先生会穿衣服,还是师母太了解先生,还是先生本身的气质好,不管什么衣裳到了他的身上就像找到了最好的主人。先生最爱穿的是格子的或条子的衬衫,每件衬衫到了他的身上总是那么合身,那么彰显气质,既稳重,又新潮。这衬衫跟他爱穿的黑色的或棕色的休闲裤总是那么和谐。他还特别喜欢穿灯芯绒质料的衣服,这使得他在服装上既显得有线条,但又不过于棱角分明,这有如他的为人,有如他那秋日午后娓娓道来的说话的语气。
  我很幸运,今天我还收藏着先生的一件“时装”。1999年9月入学之后,天渐渐地凉了。先生见我晚上瑟瑟的,就送给我一件马甲外套(布料很厚,上面有好几个口袋,有点像摄影背心)。这件衣服我始终珍藏着,每年春秋各穿一次,但总共不会超过五天;逢人我会很得意地说:这是我导师送给我的衣服。当然,每次穿过了,我会认真洗干净,收藏好;因为,穿着他,我似乎能感受到先生的体温,老师的关怀。
 
情趣

  跟导师学习,既在课堂上,也在生活中;事实上,孙先生是一个学术与生活合二为一的学者:他的学术活动中充满了情趣,他的生活中渗透着学术。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在生活中,孙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在生活上要有情趣,要做一个有趣的人,不要做干瘪苍白的人;在学术上要讲究理趣,不要把学问视为负担,要在思辨中获得快乐。
  在大学读书,有“社会实践”一说。一个周末,先生忽然对我们说,今天要带我们去“社会实践”。我们心里都发笑,都是两个“老学生”了,还参加什么社会实践。所谓社会实践,就是先生带我们去他在嘉定南翔镇他的老家。社会实践的内容主要是两个:一是参观南翔的科举博物馆,二是吃著名的南翔小笼包子。我们先去了他的老家,看望了他的母亲,并在他老家吃了午饭。下午去参观博物馆,最后他请我们品尝了南翔小笼包。那是一个仲春的下午,阳光静静地洒在小镇上,师徒几个吃着小笼包,谈论着跟这个小镇没有多少关系的学术话题。这是我第一次到南翔,第一次吃南翔小笼;其实,跟在先生后面,我经历了许多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后来,在许多年当中,每次汽车经过南翔,我都会想起那个“香喷喷”的下午。
  先生有很多故事,而这些故事又往往跟他自己的老师是联系在一起的。可是,他的那些老师——郭绍虞、刘大杰、钱钟书、杨周翰、维斯坦因——我们都无法见到了。一天傍晚,他忽然提出要带我们去他的母校复旦大学,要我们跟他一起再游往日的校园,重温旧日的时光;更主要的是,他要让我们感受感受老复旦的氛围。这次去复旦,他也是要把我们介绍给他的恩师贾植芳先生。在复旦老校区,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贾老,还有躺在床上、已经成为植物人的贾师母。在回徐汇区的路上,先生给我们讲贾老的坎坷人生,讲两位老人的恩爱婚姻。先生告诉我们,虽然贾师母已经是植物人了,但贾老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问候太太。日复一日,贾老的执着居然在贾师母的身上发生了奇迹。虽然她再也没有醒过来,但是,后来当贾老早上去问候时,她的眼神里已经有所反应。
  1999年我正式跟随先生时,他已经56岁。但是,先生一向喜欢新鲜的事物,这恐怕也是他在学术上永葆活力的一个原因吧。在上海安家后,他很快买了时尚的健身器材。一天,北师大刘象愚教授来,玩得乐不可支,边玩还边说:“景尧,你怎么总是这么新潮啊?”的确,先生跟年轻人一样,在很多方面总是保持着某种活力。比如,他的电脑上总是要用最高级别的系统,他总能弄到很有价值的电子书。这方面我似乎远不如他,他送给我一大堆系统光盘,我到今天都没有动过;如今,这些只能作为纪念品了。
  先生大概是六十岁的时候,忽然又玩起了新玩意——汽车。我毕业工作后,一天,他忽然打电话来说:“义海,我和师母明天去看你!”第二天,我问他什么时候到车站,我好去接他。他说,不用接。没过多久,他突然出现我们的校园里:开着辆福特车。我真的傻眼了,心想,先生好酷啊!其实,虽然先生的一只手有残疾,但他是个驾车高手,他的驾照是在美国时申请到的。他经常跟我讲他在美国开车带师母的故事。他说,师母坐别人的车从不睡觉,但一坐他开的车,马上就呼呼大睡。究其原因,师母说,就是相信他开车稳。可能是受到了先生“酷劲”的刺激,不久之后我也买了汽车,并经常开着车带着太太兜风回老家。开着车,我便给我太太讲孙先生开车带师母的故事,她呢,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问她,你这么那么快就睡着了?她说,就像师母相信孙老师开的车很安全那样,我也相信你开得很稳啊。后来,每当我开着车,太太在我旁边睡得香甜的时候,我便想起孙先生开车带师母时的情形,心想,一定要像孙先生那样把车开稳,让太太在副驾驶座位睡得安稳,像睡在稳实的大地上那样。
  孩子总爱模仿成年人,学生其实也喜欢模仿自己的老师,当然,后一种模仿更叫学习。跟随先生的三年,我的生活是那样丰富;我毕业之后,依然有很多机会跟先生在一起,而他的身上,似乎有我学不完的东西。不过,随着我“渐渐长大”,他似乎不再把我当小学生看,而是把我看作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凡是有活动,他总爱把我“招”过去;凡是要远行,他总希望我跟他一起上路。我也发现,在学术圈子里,他有时还把我当作他的一个得意之作来介绍;这时,我依稀觉得,先生不再把我当作小学生,我们在精神层面上已经有更多的欣赏。一般说来,学生总要“孝敬”老师,可我想不起来我对他“孝敬”过什么,倒是我每次从上海回来,他都要让我带一堆东西给我女儿。
 
漫游

  与先生游,亦是学习。在跟随先生做博士期间,他经常把我当做旅行的一件随身“物品”带着。第一次远游是在2000年的春天。先生与郑克鲁教授访问武汉和广州,朱振武和我随行。在武汉,我们见到了后来英年早逝的龙泉明教授,在广州和深圳见到了饶芃子、蒋述卓、胡经之等教授。我们一路上坐的是火车,但我们的旅程因为孙先生的故事而变得不再漫长。他给我们讲老复旦的故事,讲他在贵州和广西的经历。窗外的风景不断变化,而他的故事却把我们带到不同时期的历史场景。
  2003年的春天,他得知徐州有一些文物上有疑似基督教的痕迹,于是,他把身边的学生拉到了徐州,并通知已经毕业的我到徐州跟他们会合。除了考察文物,期间我们还策划了一个出版计划。先生总是别出心裁,住在宾馆的时候,他不跟我们讨论选题问题;当大家都到了山上,他却叫我们在草地上坐下,开始就选题展开讨论。那天的阳光很艳丽,和风吹轻轻地吹着,我们谈论着跟风景没有任何关联的话题。具体都谈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我永远记得那个山上的上午。
  后来,我们又在钱塘江边相聚,在王国维的故居叙谈,在雁荡山中论学。
孙先生总是乐于把不同时期的学生聚拢在一起。有一年夏天,他把在广西时期的学生张宁从法国叫回来,大家一起编写教材。2009年,为了跟上海教育出版社合作,他又把不同时期的学生从全国各地集中到了2003级博士李新德那里,在温州大学相聚。跟一些导师不一样,弟子不管毕业了多少年,他总要继续关心,并用学术这根红线把大家联系在一起。
  最难忘的是2008年的敦煌之旅。那次旅行正好是在汶川地震之后,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等在敦煌敦煌召集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华东这一片,我和先生收到邀请。于是,我们从上海浦东出发,一路向西飞去。
虽然自己也早已为人父,但每次跟先生在一起,特别是每次跟他一起出行,依然觉得,他是只大鸟,我是只羽毛未丰的小鸟,所以,跟着先生远行总有一种安全感。飞机从浦东机场起飞,经停西安,中间有三个多钟头的转机等待时间。于是,师徒俩便到餐厅吃每客68元的自助餐。先生不大喝酒,我呢,也不善饮,但他这次似乎来了兴致,叫我拿来啤酒,两个人经过努力,终于把一瓶啤酒喝完。坐在玻璃墙边,看着飞机起飞降落,谈着比较文学界的那些事儿,竟忘了这是人在旅途。
  到敦煌后,我们一起住进了莫高窟大酒店。所谓大酒店,也“大”不到哪里去,酒店的窗外就是沙丘,从窗口伸出手去,可以抓一把沙子进来。先生像个孩子似的,很兴奋。吃了晚饭就跟我一起去戈壁上散步。
  我的数学不太好,出门有时不知道要带多少钱。在酒店把住宿费和押金交了之后,我忽然发现自己没有什么钱了。出门在外,兜中没钱心慌,而在敦煌我又没有熟人。无奈,我跟先生说,我没钱了。先生从箱子里拿了一把钱塞到我的手上,说,你先用吧。
  第三天,会议结束后,我们决定再往西行。于是,我们租了一辆出租车,谈好价钱,从敦煌出发,经阳关、嘉峪关到魔鬼城。我们也真是胆大,被别人用车拉着开进了荒无人烟的戈壁,手机的信号早就没有了。傍晚时分,师徒俩走在戈壁上,风呼呼地刮着。准备抽烟的时候,风太大,点不着。他就把外套的一角掀起,叫我躲在里面点烟。这个动作,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最后一天,我们离开敦煌时,沙尘已经开始。据说,这天循着我们的路线出行的澳门大学朱寿铜教授在路上遇上了沙尘暴。
 
事业

  孙先生的一生也是事业成功的一生。他的一生、他的成功,却又是跟“比较文学”四个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具有一定学科意识的比较文学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曾一度繁荣,50至60年代已经萧条,70年代时已经“沉寂”;先生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萧条”和“沉寂”的“断层”上“呼啸而来”;他身体力行,他上下求索,他奔走呼号,赢得了国内学界的支持,并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他的努力,为80年代初期中国比较文学春天的到来起到了耕耘、催生的作用。
  先生虽然波折但他又是幸运的,是时代耽误了他的青春,是比较文学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1966年,“成分”不好的先生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发配”到了贵州,先后在贵州铜仁地区文工团、铜仁地委宣传部、柳州铁路局等单位工作;1981年至1998年间,他先后在广西大学中文系、苏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99年1月调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工作。我1999年9月在苏州大学博士生入学时才知道,先生已经不是苏大的人。不过,从先生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他走到哪里,就把比较文学带到哪里;他到哪里工作,哪里的比较文学学科就繁荣。孙先生一辈子都未曾有机会在国内“超一流”大学工作过,但是,他每到一所大学,这所大学便成为中国比较文学“重镇”之一。没有很高的平台,他便自己创造一个平台。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他先后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俄亥俄大学、印第安那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知名高校访学或担任客座教授。一个来自中国普通高校的教师能被邀请到这些名校访问、研究,在今天看来,颇有点不可思议。
  用当下的学术标准去考察,孙先生的成果相对于很多学者来说可能不算“数量巨大”,然而,他的成果,要么发风气之先,要么首先关注学科内的相关核心问题,要么对学科的发展提出前瞻性的、敏锐的洞察。可以说,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贡献是不可替代性的,是独特的。
纵观先生的学术生涯,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学术上的浪漫主义者。说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是指,在个人的学术研究上,他不是那种满足于能写出文章、能有成果出版的学者;说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也是指他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学术组织上,他总能别出心裁,总是满脑子的新念头、新策划。的确,他总是不断有新的想法,新的思路,不断发现新的线索,提出新的建设目标,并敏锐地发现新的学术动态。特别令学界惊叹的是,他总能在似乎没有“比较文学”的地方发现“比较文学”。
  我知道,很多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先生有一个梦想,或者说,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要彻底清理中外文化关系史,特别是基于中西间宗教传播史的“中西交通史”;换言之,在他看来,对于中外文学文化关系的探究,如果丢开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其研究必然是肤浅的。他坚信,佛教之东来,基督教之入华,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资源、案例、范式,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找到中外文化之间有效的“沟通之道”。于是,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在华基督教传播与中国文化关系成为他多年来钟情的研究领域,明清间耶稣会在华传教、传播策略成为他十分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景教“模糊不清的”十字印痕令他流连忘返。二十多年中,他搜集、复印了大量的关于唐代景教、明清间在华天主教方面的珍贵资料,希望把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史真正深入地做下去。
  在先生的影响下,我后来就一直朝这个方向做,虽然也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可是,先生走得太快,在这条路上,我感到一种直透灵魂深处的孤单。
 
“第一”

  孙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贡献之所以巨大,是跟他坚持独立思想,追求独立人格的学者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用很多“第一”为学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国内第一部比较文学导论著作,国内第一本比较文学英文杂志《文贝》(Cowrie),举办国内第一次比较文学讲习班,开创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文学专业学术网——文贝网……孙先生在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留下了一个个清晰的脚印。
  在这很多第一当中,我不得不提及他为中国比较文学贡献出的当代中国第一本比较文学教材——《比较文学导论》。
  一个学科能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学科,一些要素是不可缺少的:有相当多的学者从事此方面的研究,有一定数量的专著和论文发表,在大学里设置教习、开设相关课程、有相应的教材出版。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西方被接受,大致上都是在具备了上述这些条件之后。不必否认,中国的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发展直接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其最终得到认可并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科目录,同样是在具备了上面所提及的那些要素之后。
20世纪80年代初,是建国之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初春”,一系列论文、学术活动以及部分文集、译文集不断面世。一些高校相继开设比较文学的讲座或选修课程,但最大的缺憾就是,教师们没有一部完整的、适合于课堂教学的教材。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其时在广西大学的孙先生、在黑龙江大学的卢康华先生担当起了这个历史使命。他们一个在西南,一个在东北,但空间并不能阻隔他们对比较文学事业的热情。于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一部比较文学教材《比较文学导论》便在一系列不寻常的“两地书”的基础之上编写完成。
  孙先生与卢康华教授合作编写的《比较文学导论》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第一本自成体系、适合于中国高校课堂教学的教材。第一本教材虽然未必是最好的教材,但是,它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第一”,且成为后来数十本比较文学教材最原初的起点,甚至为后来的很多教材提供了一个“模板”。《比较文学导论》的结构和编写体例,以及其中所涉及到的诸多概念、命题、范畴,后来的教材都没有真正超越过。在上世纪80年代初,学科还处于摸索、初创的阶段,编写一本教材,其难度可以想象。从《比较文学导论》的“主要参考书目”看,教材编写之时,国内能见到的比较文学方面的文献只有《比较文学译文集》(张隆溪选编,1982年),《比较文学原理》(陈秋峰等译,1983年)等少数几本;至于傅东华1930年翻译出版的《比较文学史》(洛里哀著)、戴望舒1937年翻译出版的《比较文学论》(梵·第根著),大多数图书馆没有收藏,一般读者已经很难见到。孙景尧教授和卢康华教授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在边讲边写中完成了教材的编写。所以,贾植芳教授认为,这是一本“拓荒性的著作”,“一部良好的开山之作”,正是它,“为我们打开了‘门窗’”,“为以我为主地和更好地开展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以至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作出了值得赞许的努力和贡献”。
  《比较文学导论》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性的教材,其价值和意义还在于它所勾画的比较文学教学“图景”影响了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整整三十年;虽然后来的学者不断完善,不断提升,据不完全统计,仅到2008年,国内就已出版相关教材81部,但《比较文学导论》所探索出的一条路径,所形成的一种体系,在后来的著作、教材中,始终清晰可见。比如,《导论》中关于比较文学的概念、定义、学派、学科特性、研究内容与范围、研究方法等,以及对中外比较文学历史的溯源,一直为后来的学人借鉴。几乎可以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比较文学导论》为中国的比较文学教学起到了“定位”的作用。
  因为他,上海师大有了国家级重点学科,有了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而他自己也成为国家级教学名师。的确,他也为上海师大争得了很多的“第一”。
 
(节选自陈义海新浪博客《音容虽无精神留 白发已逝文字在——怀念恩师孙景尧教授》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549730101dm9e.html)


刘耘华:追忆先师孙景尧先生

  1988年5月的某一天,我收到了苏州大学研招办的一封来函。打开一看,原来是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里边说,我已被该校文艺学专业录取,在比较文学方向下攻读硕士学位。当时,我是湖南省茶陵县文化馆的文学专干。
  入学以后,我才得悉我被录取的原委。那一年,我其实报考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我是一个理科生,大学毕业后又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县公安局,接着被派遣至一个山区派出所任内勤(通常,晚上只我一个人住在所里)。我干公安的最大体会是,作为一个“公家人”,任何人都有权利在任何时间来敲你的门(周日可以休息,那是后来的事)。有的时候,我半夜被叫醒,就因为一对小夫妻打架。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实在没法长期忍受这种生活。所以,当一个偶然的机缘让我结识了县文化局领导,后者在读了我发表的一些散文、诗歌之后,征询我是否愿意去文化局工作时,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样,在1986年10月底,我就来到了到县文化馆,担任内部刊物《铁牛潭》的编辑。
  那时,我算得上极热忱的一名文学青年,一心一意做着“作家梦”。但是,几年下来只发表了少数诗歌、散文。在派出所工作时,我曾与团县委(书记是我的大学同学)一起邀请株洲市知名青年诗人刘波来茶陵讲学。刘波对我说:你过的是最文学的生活了。他的意思是,派出所整天接触三教九流,生活理应最丰富生动了。但我当时的反应,却不是庆幸,而是难受,甚至还略带一点惭愧:过着“最文学”的日子,却写不出“最文学”的作品,太不像话了!自己捉摸原因,以为是文史根底浅,表达力难以到位使然。因此,我便矢志读书,准备报考研究生,盘算着等到自己有了更高的文史素养之后再回头来搞创作。我从一位“考友”那儿获得一本全国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反复翻阅之后,决定以苏州大学作为报考目标,该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只考“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写作”两门课程,对于我这个在中外文学与文论等方面均所知甚少的理科生来说,这无疑是上上选择。
  1988年1月,我记得天气相当冷,我与本县的一些“考友”同赴株洲市教育局参加考试。考试结果到4月方收到,五门科目总分303,刚过线;政治与现当代文学都是45分,恰好压线。无疑这是一个令人羞愧的分数,但我还是收到了复试通知,不过,被调剂到文艺学下的比较文学方向。负责复试的应启后先生告诉我:我之所以被现当代文学“抛弃”,主要是因为我的英语考分在本届考生中最高,“适合”做“比较文学”。我当然不太相信这个善意的解释,除了当时所自责的初试成绩不理想之外,我现在猜想,原因可能还有该方向的指导教师(我不知道是孙景尧先生)当时在美国讲学,他正好没有过线的考生,现在逮着一个“差生”,就正好塞给他吧(倘若是“优生”,他们舍得放弃吗?)。孙先生看到我的成绩后,当然也不满意,但是他还是录取了我。先生后来跟我解释:一来应先生替我说了好话,说我仓促从数千里外的湖南赶来,准备不充足,但从口试情况来看,灵气还是有的,写作成绩也很好;二来是王智量先生说,理科生改读文学,成绩当然没法跟中文系学生比了,但说不定可以尝试一下呢?三个先生在特定场合下的因缘际会,就这样决定了我的大半生。
  1988年9月,在导师与新生见面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孙先生。先生的头发黑白相杂,但是极其繁茂;身着暗红偏褐的格子衬衫,显得十分洋气、精神而有风度。第一感觉是先生很自信,语气和神态透露出这样的意味:你来我的门下就读,算你走对了!他问我:曾经读过什么比较文学的书吗?我怯生生地回答:读过杨第翰的《镜子与七巧板》。先生马上正色纠正道:是杨周翰!我当时又羞愧又佩服:怎么我偶然碰到的一篇文章,先生竟这样熟悉!另一个我仍然记忆深刻的事情是,先生说我的普通话,湖南口味太重了!
  20多年来,我从一个“差生”,变成一个自以为“差强人意”的比较文学学者,有两个阶段最为关键:一个是从1998年至2004年,六年里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除了2004年关注过台湾“总统”选举,我不记得这期间还看过什么别的电视节目;这六年,北京对我来说,只是一间宿舍。另一个就是硕士研究生阶段。
  先生待学生可谓宽严相济。“严”的时候,他甚至一点面子也不给。记得有一次,我们老乡聚会,边吃边聊,玩得很尽兴,一直到晚上九点仍未散场。那天,先生与师母先是去我的宿舍,后来竟然找到我们聚餐的地方。先生当场就给我一顿臭骂,大意是:你个理科生,基础那么差,你还心安理得与人家同享乐!真是羞得我无地自容!另一次是刚开学不久,我参加校园歌手大赛,最后得了第3名,同门吴立华兄(他本是中文系的教师)则参加体育竞赛,是中文系排球队的绝对主力。先生得悉后,召集我俩去他家吃饭,餐中调侃我们说,以后刘可去娱乐业发展,吴可作体育明星,用不着青灯黄卷苦读圣贤经典了。我们知道,先生的意思是,在别的消遣方面花费过多时间,势必会影响学业进步。至少,我个人从此以后便也再未参加过唱歌竞赛之类的娱乐活动了。
  在学业方面,先生更是要求严格。最初我提交的课程作业,把论文当成散文来写,先生立马告诉我,要摆脱文学青年的习气,做学问是科学研究,应当注重学理性和逻辑性,少用一些情感化、个性化甚至花哨离奇的辞藻。有一次,在审读我的硕士论文初稿时,先生对某一论述不满意,退回来要我重做。我记得反复修改五六次之后他才点头称许。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时获得较高评价,全文又分两个部分发表于海外知名刊物《文化杂志》(澳门),而且稿酬之高,在上世纪90年代初简直如同天文数字!我把这一情况告诉先生,他也感到很快慰。但我心里明白,我所取得的些微收获,饱含了先生的心血。
  先生对待我们,更多的是宽容与慈爱。我们之间有很多聊天的机会,因此也知晓了他个人的一些小秘密,比如他的右手如何受伤落下“微残”、他的家族如何由盛而衰,等等。他说,他出生后,算命先生说他命里缺“土”,要长期在外闯荡,名字里带个“土”,就有可能得到补救。父母于是给他取名“景尧”(繁体的“堯”有三个“土”),寄托了将长子留在身边的深深期盼。不过,天命果然难违,1966年先生从复旦毕业后,就先后在贵州铜仁、广西柳州以及南宁等偏远地区“闯荡”了整20年方重新回来。硕士在读期间,我和吴立华兄有两次与先生同乘火车的经历。一次是1989年11月,随先生赴金华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会,来回都一起坐硬座。回来时,先生说:与会的老师很羡慕我呢,怎么一下子就招了两个这么标致的后生!最让我感动的是,先生说:以后我会把你们当儿子一样看待。从金华回来后,我和吴立华兄每逢周末就会被先生和师母招去吃饭,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之久。硕三以后,刘阳兄和李界元兄也进来了,吃饭的次数便明显少了。我捉摸,以先生和师母的工资收入,是很难再承担这笔开销的。
  另一次是赴贵阳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3届年会,我和吴立华兄还是买的硬座。从上海到贵阳,正常的行走时间是48小时,但那次坐车,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因为先生一大早就从卧铺车厢赶过来,把他的卧铺票给我们,让我们轮流去睡卧铺,自己则在硬座处与我们聊天拉话。先生是很健谈的,他的见闻丰富,又善幽默,各种话题经由他演绎之后,无不变得风趣生动。我个人很大程度上是在与他的谈话中接受了他的影响和感染:他对于学问的执著,他对于理论的沉迷,他对于前辈的尊敬,他对于人生的达观,等等。
  先生总是告诫我们,心气要高,姿态要低。所谓心气高,就是要敢于超越前人;所谓姿态低,就是要谦虚谨慎,戒除浮躁。他认为,青年学人不妨先尝试摹仿某个心仪的大学者,仿效其治学理念与方法的独特之处。因此,他给我们讲解《管锥编》,就不只是传授篇中的观点和知识,而是更强调钱钟书先生是如何逻辑地驾驭材料来证成或反驳某一观点的。“鸳鸯绣出把君看”,不如“金针度人修鸳鸯”,所谓“金针”,这里就是指论文撰写的方法诀窍。他自己上课,善于把讲授与讨论相结合,但是又有所创新:因为学生所造未深,见识毕竟较为肤浅,讨论的效果常常难得尽如人意。有鉴于此,先生便针对性地布置一两篇英文论文,让我们先评述现有的中文翻译,再谈文章的论旨以及论证的逻辑结构。我印象最深的是围绕雷纳·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一文的阅读,我至少读过不下10遍,其精彩见解和论证风范,时至今日,依然记忆犹新。
  先生很强调历史研究者的理论素养。他特别要我们多读《小逻辑》。此书(贺麟先生译本)我前后细读过三遍,还是感觉难得甚解,于是又旁搜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美学》、《历史哲学》甚至《精神现象学》等著述来一一精读,现在总算对黑格尔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这些阅读,对我而言,最大的裨益是培养了我对理论的兴趣。我自己给学生多次开设过“《美学》导读”、“西方诗学经典导读”、“比较文化方法论经典导读”等课程,特别注重从文化系统之诸构成性要素的结构关系来理解文学和文论,这样一来,就既可看到文学与文论的独特性质,又可审视文学与哲学、伦理、科学知识等其他构成因素间的互补和依存关系,整体宏观与个别微观就能得到较好的结合。我深切地感到,我对于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的一些体会和领悟以及所取得的些微收获,都离不开先生的教诲。
  先生具有辽阔的学术视野(vision),因而洞幽烛微,常有先见之明。他不仅在上世纪80年代末建议我研究当时极为冷门的天主教与明末清初文学关系(现在已是中外学界的一大“显学”),而且在更早的80年代初就创办《文贝》英文杂志,向国外介绍我国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替我国学者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90年代末,先生又与时俱进,创立了第一个比较文学专业学术网,力求全面搜集相关资料,向世界呈现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先生为何对中国比较文学能够如此热爱和执著?我的体会是,他已然将他的生命与比较文学事业融为一体了。在2011年仲秋举办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工作交流会暨高峰论坛”(无锡)上,身患重病的先生托我向与会专家表达他的心愿,当说到“今生选择了比较文学,我感到很幸福;若有来生,我还会选择比较文学”时,全场学者均为之唏嘘不已——因为,在当今物欲横流、浮躁竞取之风甚嚣尘上的时代,有多少人还在坚持自己的纯真理想、把学术事业视为生命的寄托与慰藉呢?

(转载、节选自东瓯过客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b3d715010196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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