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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悔的选择:孟华教授与比较文学的不解之缘

2015-4-17 19:42|发布者: 新检测|阅读: 1991|来自: 《中国比较文学》2000.3

[导读] 如果说十多年前,不惑之年的孟华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误入”比较文学之“途”的话,那么现在已入古稀之年的她与比较文学又是什么关系呢?作为她的学生,我们明白,这位认定了该走的路就决不回头的人将会毅然和 ...


孟华,女,1944年11月4日生于江苏阜宁,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所长,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法国棕榈叶学术骑士勋章获得者,国际比较文学协会(ICLA)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国研究中心主任。

1967.7: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大学本科毕业(法国语言文化专业) 
1985.6:于法国普瓦提埃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获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D.E.A.学位(深造阶段学位) 
1988.6:于法国索邦大学-巴黎四大(Université de Paris- Sorbonne,Paris IV)获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学位(doctorat,nouveau régime)。

今年4月11日,孟华教授与其他八位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荣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颁发的“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


孟华教授与比较文学结缘始于她的博士论文。1984年,她在40岁时才有机会赴法攻读博士学位。在导师吉什梅教授的建议下,她选择了《伏尔泰与中国》这一题目。然而当她真正进入研究状态时,才发现自己如同闯入了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选了这么一个大家——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文学泰斗伏尔泰,是连法国人自己也轻易不敢研究的。活到84岁的伏尔泰写了一辈子的书,跟踪他的足迹,研究者需要研读的书籍资料何止成百上千;且不说52卷本的《全集》、107卷本的《书信集》是需要通读的,内中论及中国的近80部文学、史学、政治作品和200余封书信是需要反复细读、研究的,单单是为伏尔泰提供信息的“媒介”材料、时人及后人对伏尔泰的研究论著就已经多得无以记数;而为了对伏尔泰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导师还要求她尽可能多地去阅读与18世纪有关的著作,观看所有涉及18世纪的展览、演出……全身心地“浸润在十八世纪中”。

面对如此复杂的课题,经历过文化革命十年浩劫,深知学习机会得之不易的孟华义无返顾。她决定从零开始,一本一本地去啃这些大部头的著作。日复一日,巴黎的几大图书馆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和身影,而她也在了解、研究200多年前这一场大规模的中西文学交流中逐渐成长为一个踏实的比较学者。

功夫不负有心人。4年后,摆在答辩委员会成员面前的是装订成2大本的《伏尔泰与中国》。这是国际上首次由中国人自己对该课题进行的系统研究。论文在研究18世纪中国文化西传史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第一次提出了伏尔泰对中国的热情实源于他对儒家“以仁为本”思想的认同。由于视角独特、材料丰富、观点新颖而具说服力,又对伏尔泰作品来源有新发现(作者从史料分析出发,论证了伏尔泰的最后一出悲剧《伊蕾娜》“Irene”是取材于《奇异而有趣的信札》中所介绍的、发生在中国的真实故事(详见《伏尔泰又一取材自中国的悲剧———〈伊蕾娜〉》,载《文艺研究》1990年第3期)。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后来还先后为法国伦理政治学院院士、当代著名学者波莫、佩雷菲特等参阅和引用。答辩当天,孟华特地穿上了传统的中国旗袍,凸现出她的中国人身份。面对5位正襟危坐的答辩委员,她侃侃而谈,举重若轻。在场的人无不为这位中国女学者刻苦求学的精神和学识所折服。在这方面,或许最具说服力的是国际18世纪研究最权威的出版物——设在英国牛津的《伏尔泰与十八世纪研究》丛书编委会对这部论文的评论:“(审阅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对您的论文充满了赞美之词。您用令人赞赏的、自如的法文撰写出的论文,证明了您在该课题方面的博学。您提出的论点及使用的材料常常很新颖,不为人所知。论文措辞优美,整部作品生动、富有魅力。”(摘自该丛书主编Prof. Mason 1989年4月18日信)然而,只有孟华自己才知道,她为此付出了多少艰辛和汗水!

4年的留学生活,孟华老师得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博士学位,更主要的还是从法国导师那里继承来的严谨的学风。这造就了她后来的研究风格:在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中,她主要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注重“事实的联系”。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必须最详尽地占有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探询事物的内在逻辑。对孟华来说,成功地答辩博士论文只是她比较文学学术生涯的开始,回国后,她继续进行中法文学关系的研究。孟老师首先在北大开设了“中法文学关系研究”课程,并相继出版了《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1993)、《法国文化史》(合著,北大出版社1997)等著作及《〈中国孤儿〉批评之批评》(载《天津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1740年前法国对儒家思想的译介和接受》(载《学人》1993年第4期)等论文。1990年,她翻译并组织上演了伏尔泰据《赵氏孤儿》改编的名剧《中国孤儿》(部分译文载《国外文学》1991年第2期),使这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早就被传为佳话的剧作终于展现在中国学者面前,为中国比较文学界提供了确切而生动的研究依据。1993年,她因在中法文化关系研究及交流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被法国政府授予了“棕榈叶骑士勋章”。但当许多人表示希望她写一部《中法文学关系史》时,孟华老师却总是摇摇头,她深知自己的功力尚不足以完成此项重任。她说:“中法文学关系源远流长,我还有太多的材料没有认真研究,太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怎么敢贸然动手呢?在我有生之年,如果真能拿出一部象样的《中法文学关系史略》来,我就心满意足了。”孟华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严肃的学者,她要求自己发表的东西能够对得起读者,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写文章是这样,搞翻译也是如此。每译一篇论文或一部作品,无论长短,孟华老师至少要译校3遍。早被列入北大比较文学丛书的《形象学与比较文学》译文集之所以迟迟没有出书,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她对所有的译文都要逐篇逐字地校改。目前该书已基本校订完毕,年内可望出书,对经常询问这本书出版情况的读者,孟华老师很感内疚,希望借本文说声“抱歉”,而本文作者在与读者们一起焦急期待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孟华老师对完美的追求。

说到形象学研究,大家都知道,这是孟华老师近年来所致力开拓的领域。其实,她自己对形象的研究早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开始了,她论文的第二部分即以“伏尔泰笔下的中国形象”为题。她在那一部分中既描述了伏尔泰如何塑造中国形象,也注意到了对形象制作者的研究,即通过对伏尔泰作品具体的文本分析,对作品与历史、文化语境铰接关系的研究,深入探讨伏尔泰如此塑造中国形象的内在原因。但当时她所使用的方法较为传统,对创作主体的研究完全是无意识的。而回国在北大执教以后,乐黛云教授一直要求她担负起向国内学界介绍国外新理论、新方法的任务。在乐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孟华老师于1993年开始了对当代形象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介绍和研究。她首先有选择地译介了当代形象学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如莫哈的《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载《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2期)、巴柔的《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载《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等。在此基础上,她又用中、法文先后开设了一系列有关的课程,希望在系统介绍形象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同时,促使学生阅读原作,准确把握原作的意义,但又不要做理论的奴隶,要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因此在她的课上,只要有充分的论据,谁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是质疑。

孟老师认为,当代形象学理论与方法论尚处于发展阶段,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中国的比较学者们有责任在研究、使用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检验和批判,并予以补充、发展和完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孟华老师在为《比较文学》(陈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一书所撰写的“形象学”一章中不仅对形象学的定义、研究范围以及当代形象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特点给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诠释,而且针对当代西方形象学研究过于强调创作主体的倾向,鲜明地提出:中国人有讲综合、讲融通的传统,可以且应该给予形象研究以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关照,一种综合的、全景式的关照。这种对理论既不排斥又不迷信的一分为二的态度,在她对套话的研究中再一次得到具体体现。作为形象的基本组成单位,“套话”是法国比较文学家巴柔教授建构其理论的重点之一。孟华老师运用了这一理论中她认为合理适用的部分,分别用法文、中文撰写了《“洋鬼子”词源初探》一文(法文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莱顿第十五届年会论文,1997;中文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都第六届年会论文,1999),对“洋鬼子”一词在中国明清以降的文献中的衍变与使用做了细致的耙梳,并进而分析了这一套话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心理机制,成为了我们这些学生进行形象学研究时的一个范本。但对套话的时间性问题,她却提出了有别于巴柔教授的观点。

她在自己的具体研究中,发现套话并不像巴柔教授所说的那样,“在任何时刻都可使用”,于是先在课堂上把某些不完善、矛盾之处一一点出,进而又撰文对此详加论述,于1996、1997年先后用法文、中文发表了《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法文载Cultural Dialogue and Misreading,Sydney: Wild Peony,1997;中文载《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主编,北大出版社1999)。在这2篇文章中,她以中法文学关系中的若干实例为证,层层展开,切中肯綮,提出了对套话时间性的三点思考,即:“非同源文化的民族间的相互套话与文化误读有着密切的关系,误读积极参与了这些套话的生产及推广的过程”,“异质文化间的套话之所以时间性更强,生命更短暂……首先需与认识力的复杂过程联系在一起考虑……空间距离与认识的偏差几乎是成正比的……而虚构的‘事实’一旦被证伪,套话的根基便被颠覆,其生命也就必然结束”,“如此生成的套话并不一定会随着文化间的对话而消失……对话要想有效,对话双方必须真正处于平等地位,这种平等的建立是需要‘长时段’的,它不仅要靠有识之士的宣传和倡导,也要靠一种平等的力量关系的确立”。这种不尚空谈、理论为实践服务,反过来亦要接受每位研究者研究实践检验的方法是她所力倡并身体力行的。

为了推动形象学研究的开展,促进本领域在国际范围内的学术交流,孟华老师还多次倡导、主持了相关的学术研讨。1997年8月,在第十五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莱顿年会期间,她与日本学者平川佑弘教授共同主持了“东亚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圆桌讨论会,收到了十几位中、日、韩、欧学者提交的论文。在为圆桌讨论草拟的讨论提纲中,孟华老师再一次根据自己的研究实际对形象的功能提出了质疑。她认为,尽管形象确实如欧洲人所言是一种“言说自我”的象征语言,但由于在中国文学中大量描述了西方人形象的笔记、游记并不属于纯虚构范畴,内中想象与记实杂陈,明显可见一种记录亲见“事实”的努力,而正是有赖于这种努力,中国人才逐渐改变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因而异国形象在“言说他者”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见《言说他者、言说自我》”,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9年第1期)。那次讨论得到了大会主办者和许多学者的好评,由她和平川佑弘教授主编的论文集现已译成英文,即将以《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为题在荷兰出版(The Image of Westerners in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Japan,Amsterdam: Rodopi. B.V.,2000),这将是东亚学者对国际比较文学做出的又一贡献。翻阅孟华老师的学术成果,我们发现她常常与人合作。如《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目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Cultural Dialogue and Misreading (Sydney: Wild Peony,1997)、《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三联书店1996)等。在这些成果中,有些是大家分工协作的,有些则是以孟华为主策划、组织、具体进行的,但只要是基本以她为主进行的项目,孟老师总是坚持按姓氏笔画署名,并把自己的名字署在最后。

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基于她对比较文学的一种特定的认识,同时也是和她做人的原则联系在一起的。在她看来,比较文学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事业,它要求从事这一事业的人兼通古今,融会中西。而这常常是个人的力量所难以企及的。此外,比较文学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更需要拥有各方面知识的人们的通力合作,特别是在完成比较大的项目时更是如此。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她总是非常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力量,集思广益,并一再告诫我们:一个比较学者必须具有“小心态”,有“自知之明”,为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扎扎实实做一点或许微小,但却实在的真贡献。她在课堂上多次强调,真正做得好的比较文学实在是很难的,对研究者的要求实在是很高的,所以一切有志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人都必须以“小心态”来对待学问事,虚心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这是处于交叉点上的比较学者最基本的为学之道。直到现在,孟华老师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小学者,她甚至坦然承认自己在知识结构上是有许多缺陷的,没有资格去建立宏大的、纲领性的体系,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孟华老师坚持以“小心态”来定位自我,这样做显得有些太“固执”,与现今“实现个人价值”的口号相比,这甚至显得相当落伍、寂寥。

对于当今中国比较学界,孟华老师认为,在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复兴”、“发展”之后,目前应该进入更务实的阶段了。一方面仍要以开放的心态继续不断地向西方拿来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需要大力地培植比较文学的中国“根”。在一篇笔谈中,她曾提到:从国别文学的夹缝中挣扎出来的比较文学,始终面临身份不明的危机,再加上原本是“舶来”的学科,不经过一番艰苦的“中国化”改造,是无法在中国扎下根来的。在这一点上,孟华老师认为,法国学者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们从不肯舍弃自己的根而去一味追逐时髦。无论外界时兴什么,他们都不盲从、不躁动,总是经过自己的思考、筛选,把新观念、新理论中的有用的成分作为滋补、培育自己“根”的养料。如果中国的比较学者也从我们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中,承继讲综合、融通、和谐的哲学传统,取拿来主义的开放态度,去努力寻求、摸索一套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理论和方法论,以中国人独特的眼光和角度来研究各种问题,就能使比较文学在中国扎下根,也才能对国际比较文学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来(《培植比较文学的中国根》,载《中外文学与文化》1997年第3期)。这或许也可以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话来概括,即,“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比较学者以自己坚实的工作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实绩。通过他们和其他人文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人对西方的文学、文化的认知水平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而比较学者们更由此而认识到了中西文化之间可沟通、可接近的相似性。但是随着对异国文化、文学认知水平的提高以及中西之间更加频繁的交流,孟华老师认为,21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应该更加注重研究相异性,不仅要研究中西之间的相异性,还要研究西方之间的相异性,因为“西方”是过于大而化之的一种表述,姑且不论欧洲和北美文化之间的差别,就是在欧洲内部,英、法、德、意各国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它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也必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需要做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

与学科建设相比,孟华老师总是把个人的研究放在次要位置。同样,与个人学术研究相比,她也总是把培养学生看得更加重要。对学生,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她都一样无微不至地在学习上、在生活上给予关心,因而赢得了“妈妈教授”的美称。虽然这两年她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这种方式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但是她那种母亲的天性估计是不会一下子改变的。孟老师把学生都当作是自己的孩子,在很多问题上,你可以把她当作母亲,或者当作朋友,然而在学术上,她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严师。凡是交给孟老师作业的学生都会有这样共同的记忆:文章很少一次就能通过,总是要打回来两三次,有时甚至仅仅因为一句话没有出处而被她打回要求修改。为了批阅和修改学生的论文,孟老师不知投入了多少时间,而每一次去法国讲学或开会,她也都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为学生们收集外文材料,这在一些老师看来似乎是不值得的,但是孟老师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教师,她把教书育人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她总是教导学生要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学问。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培养不了大学者,但是我希望培养出真学者。”为了培养这样的真学者,她首先对学生的外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从事研究工作时,能够直接采用第一手资料,而不受制于译本。读原版的好处是,一方面研究者可了解论点或事实的全貌(严肃的学术论文、论著都会引出处),另一方面又会发现新材料,引发出新观念。这是比较学者的一种基本的溯源法,而在寻根溯源的同时,也就不自觉地培养出了一种小心态、一种严谨的学风。

多年来,她在国外频繁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同时作为国际比协的理事,她每年还要出席国际比协的理事会,与国际学术界接触的亲身经历告诉她,中国的比较文学成果要想为世界所了解和认同,外语水平是一个先决和重要的条件。另外,她要求学生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同时,还要成为国别文学专家,尤其要对相关时段的国别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也是从她自身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在国内,大家都知道她是从事中法文化关系研究的,但是在国际上,她在更大程度上却是被视为18世纪研究的专家,她也因此被聘为法国18世纪研究会名誉会员、法国文学史研究会及杂志通讯会员。对这一点,国内了解的人或许并不多,当然,只要读一读孟老师在新版《欧洲文学史》第一卷(李赋宁总主编,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撰写的“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一书,就会为她对18世纪法国文学材料的熟悉程度和中肯的评论而折服。

谈到未来几年的工作计划时,孟老师告诉我们,她要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除了指导若干名博士生和硕士生之外,她将参加由严绍教授主持的“国际汉学”项目,担任其中法文文献的主编。孟华多年来一直十分关注法国汉学的发展,认为汉学研究是中国比较学者理应关注的领域,因为这往往能为我们提供一个他者的独特视角去反观中国文化,为此她经常在研究中引用他们的成果,翻译了一批相关的论文,并且担任了国内《法国汉学》、《国际汉学》等期刊的编委。另外,她本人还将主持“文学中的异国形象”这一课题的研究,该课题将以北大比较所师生为主力,分“中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与“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两大系列进行。至于个人的研究,孟老师说除了今年计划出版《伏尔泰与孔子》一书之外,她始终萦绕心头的,是要将“儒学在欧洲的接受”问题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如果说十多年前,不惑之年的孟华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误入”比较文学之“途”的话,那么现在已过天命之年的她与比较文学又是什么关系呢?作为她的学生,我们明白,这位认定了该走的路就决不回头的人将会毅然和自信地走下去。

(本文原题为《不惑的选择———孟华教授与比较文学》,作者:顾钧、尹文涓,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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